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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01-27 | 仕途的感悟
仕途的感悟 
作官为宦历来是读书人孜孜以求，了却平生的最高追求。为师者常诫弟子曰：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其实，黄金与美色也是要通过封了品位，中了举子才能如愿的。
看来，当官确实是件了不得的好事。难怪历朝历代的学子文人，甚至屠夫都要中状元，荐位份。十年寒窗，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，绞尽脑汁，年多发白，涕泗横流，也要弄个一官半职。君不见，求官路上，多少人衣锦还乡，多少人落魄残生；多少人一步登天，得意忘形，一人得道，鸡犬俱荣；多少人仕途坎坷，心气难平，人儿憔悴，意志消磨；还有人精神习习，弄出了多少部“牢骚”作，发了多少怪言怪语。像清朝的雍正皇帝，实在见这些“牢骚”客心烦，干脆来个“文字狱”，让这些不干实事净说怪话的臭文人们尝尝皮肉之苦。法子倒是想得不错，历来是工农干部经得住老虎凳，经不住女色，知识分子类的干部色欲较弱，却受不了皮肉之苦。可皇帝老儿也有些缺德，你那个科举制度明明就缺陷十足，名额有限，偏偏又有那么大的诱惑力。若他老子当初就让儿子举锄头，撑渔船，或放羊拾柴的话，也许人家后来也是老婆孩子热坑头，三十亩地一头牛，也许人家也能弄个小老板当当，还挺田园味呢。怪就怪他老子头脑发热，明明老坟里就没有那苟棘根，偏要节衣缩食供他上什么学，到头来是书也没念成，连打工的力气也没有。正应了人家说的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
自隋朝咱老祖宗杨坚以来，文人们的为官之路走得真是不容易。象那名冠天下的诗仙李大仙李白，那个才高八斗的欧阳修欧老太爷，那才气横溢的苏东坡苏大才子，那个不是包容天下，名垂青史，在中华的通史里用如椽之笔狠狠地写了那么粗的多少笔多少笔。可这些人本事再大，他们混不过高力士和秦桧，更不能与杨玉环她哥唐玄宗他大舅哥相比，连太尉高俅也不如，人家就是个运动员出身的混混，什么冠军也没得过，那又怎么样，与皇上私人关系铁得很。这些文人也真是，明明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，偏偏总是议论人家来的不正统，没文凭，水平不怎么样，凭的就是点头哈腰，嘴甜腿勤，拉关系走后门等等。
李白他们这样做，包括后来他的弟子们，一直到民国的胡适，也都极不聪明，跟着继续做，而且都是一个调，脖子一个比一个梗。所以，蒋总统本来准备让胡院长接任总统的事就一直拖着没有办，什么原因？还不是牢骚太多，说话不给领导面子，连礼也不会送，象他们这些人，领导看来就不爱见，干活的时候干一干，过一段炒了鱿鱼算了。
其实，我想了想，李白这些人也确实有些过分。傲慢是他们的致命缺点，总以为自己什么都干得了，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；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他们总是以天下为己任，说什么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还有哪个姓范的也说过什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好象宋朝的老板是他干着，他什么都想管管，时刻准备录一手。还有那个韩愈，总想改革皇上的政体，在人格上总是想与人君平等，在治国方略上总想高上一筹。换了你做老板，你愿意要一个书东道西，提意见发牢骚的伙计吗？你肯定喜欢那个聪明一点的，或者说本分一点的。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不看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。这样领导去干什么心里就放心。日后把你小伙从一个通讯员，送到副乡长的位置是没有一点问题的，好赖你跟了领导这么多年。
还有一点就是李白这些人不能一分为二地看问题，不能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，解决问题。试想一想，你科班出身的李白，与高公公、杨国忠在一个单位上班，你总是自视其高，甚至动不动使使性子，哪次当着玄宗的面，你为了显示个人才气，让高老头给你脱靴研墨，你不是纯心给人家难看吗？日后高公公怎么在单位作人，这事你李白做得也太损了吧。你想，别人在单位都特别注意上下级关系，特别是同事之间私人关系一定要亲密，一旦有什么事要帮忙，弟兄们到时候谁能袖手旁观？换了人当时就给你急，还是高公公有涵养。不过日后有人打你小报告，那是你自作自受。如果当时你李白注意与杨国忠交往亲密点，喝酒的时候别自个儿喝，多叫几个弟兄，见了高公公这些办公室的红人，时不时递上一根“大中华”，平时在一块儿，别他娘的就是什么“……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，一吹十万八千里，不通人烟，难道你真是神仙？与别人没有共同语言，谈不到一块，年底选先进，别看你业务好，没人投你的票。如果李白你平时处理好这些关系和问题的话，凭你的才气，难道在唐朝混不下去？我看混到宋朝都不成问题，除了大唐的皇帝你做不得，剩下什么官你都做得。
而韩愈韩先生做事则更离奇，多年难踏仕途，好不容易飞黄腾达，却无事生非地想皇帝老儿提出什么改革弊政，免去徭役赋税，这分明是无视大宋的江山一统，小看皇帝无能，断朝廷的财路，看他天真的可恶，干脆一再打发他下基层再锻炼锻炼。与韩愈害同病的欧阳修先生，也不比老韩强多少，其实他更倒霉，放着那么多的官他不当，偏就当了个谏官，谁不爱听人家说动听的，可他却要做这么个整天跟天子提意见的倒霉官。尤其是这个书呆子也不想想，谏官也不过是圣上提倡民主作风的一个招牌，他却不知天高地厚的真在那儿说长道短，说三道四，皇上心里哪天不高兴，便是他老儿倒霉的日子。他们犯的错误也说不上是｛“左倾”还是“右倾”，总之是比较教条，换句话就是不灵活。世上有许多的事物是难以分出个对与错或是与非的，而谈们这些人对啥是都要做粗个标准答案，就不会搞个多项选择？对什么东西都要分辨它是黑还是白，到死都未能让指鹿为马的古训教训下他们。
由于这批老先生自以为是得可恨，便纷纷招来了他们的对立派。不过与人家打仗，老先生总是失败的多取胜的少。想那欧阳修与人家斗，与人家讲什么君子与小人之分，将什么道与利之说，迂腐得可笑，结果贬了几次官都未能弄清到底是为什么。由于他们不懂得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的道理，拍马是为了骑马着非常通俗的官场哲学。因此仕途不免山重水复，坎坷多舛。从李白杜甫白居易，到韩愈欧阳修和“三苏”，直到清朝的康梁师徒等，他们大多是起起落落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有的一降再降，有的几年几降，像韩愈就是三升两降，咱解州老乡柳宗元则一生遭到几次发配，而苏轼最后竟到了天涯海角，康梁师徒没办法逃到了东洋，差点丢了性命。最没出息的算是陶渊明，经不起折腾，干脆卷铺盖回家种地去了。而够窝囊的要数李商隐和柳永，官场上混了多年，丝毫理不清官场上的头绪最后自己也觉得失意苦闷，自己气死了自己，死也死得不痛快。唉！都是一个“官”字害的！
不过，说了这么多，到了二十一世纪文人们在官场上的确有了进步，知识分子的思想可是解放了不少，死心眼的已经寥寥无几了。如今是市场经济的社会，弄不下官那咱就下海捞钱吧，有能耐的咱就开辟第二职业。能耍得了笔杆子的干脆笔锋一转多给庸俗刊物投稿多赚稿费，来得最快的还是多给这长那长的写写个人先进材料、典型事迹，那事后收获的可决不是有数的一点稿费。是啊，秀才们早已掌握了生活与工作中的奥妙。现在的政策这么宽松，至今仍在那里守株待兔、怨天尤人的就怪不得别人了。据说有能耐的南方人还辞官不干呢，公务员的级别再高，就是国务院总理的收入也比不上一个公司的老板的收入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，放着千条万条的道不走，却偏要与人家去挤那独木桥，那就真是食古不化了。
李白们若是知道现今文人的命运和机遇这么好，可真不知做如何感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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